梁平赤牛城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，而是南宋后期抗蒙山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城堡。

抗蒙山城防御体系，铸就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。这套防御体系背后，有一个由彭大雅、甘闰、余玠、杨文、冉璡、冉璞等人组成的英雄谱系。

南宋理宗端平元年（1234）正月，宋、蒙联军攻破金兵困守的蔡州城，金亡。同年六月，宋军进兵收复中原，蒙古发兵南下，击退宋军，从此拉开宋蒙战争的序幕。为抗击蒙军南下，南宋王朝组建了两淮、京湖、四川三大战区。

端平三年（1236），蒙古骑兵再下四川，攻陷成都，全川震动，宋军被迫退守川东川南。次年，蒙古军队进攻夔州，蜀中告急，宋廷急命彭大雅为四川制置副史，兼知重庆府，驰援四川。

彭大雅（ －1245），鄱阳（今江西省鄱阳县）人。嘉定进士，官朝请郎。绍定五年(1232) 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，南宋遣使报谢，大雅以书状官身份随行。不久，将亲身见闻写成《黑鞑事略》，记述了蒙古立国、地理、物产、语言、风俗、赋敛、贾贩、官制、法令、骑射等事，详备简要，成为了日后抗蒙将领们的案头必备，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。

彭大雅入川，拉开了构筑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序幕。彭大雅将重庆城作为抗击蒙军的据点，一面顶住压力争分夺秒抢筑重庆城，一面紧急派遣大尉都统甘闰守合州（今重庆合川），修筑钓鱼城，与重庆城互为犄角。理宗嘉熙四年（1240），“以崖为墙，固若金汤”的重庆城建成，彭大雅刻石“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”。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在《资治通鉴》注释中称赞：“我朝自绍定失蜀，彭大雅遂建渝为制府，支持西蜀且四十年，盖亦归功大雅也”。

彭大雅与他的《黑鞑事略》

不过，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完成，却是由余玠实现的。余玠（1199－1253），蕲州（今湖北蕲春）人。少为白鹿洞书院诸生，后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。嘉熙年间，任知招信军(治今江苏盱眙县东北)，于汴城、河阴、安丰相继战败蒙古军。理宗淳祐二年（1242），在两淮战区屡立战功的的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，正式主持四川防务，设帅府于重庆。

当时，如何应对蒙军进犯，成了当务之急。于是，播州（今贵州遵义）安抚使杨文向余玠献出了著名的“保蜀三策”。杨文（ —1265）是南宋抗蒙名将，主要功绩在于继承其父遗志，积极从事抗击蒙古军南进的斗争，先后六次派出播州军队在四川、云南和贵州等地与蒙古军队作战，尤其是宝祐六年（1258）发兵支援合州，解钓鱼城围。杨文提出“择诸路要险，建城壕以为根柢”，即在水陆主要通道沿线，选择险要之地营建山城水寨，将附近军民全部迁移其中，形成相互支持的纵深防御网络体系。

余玠在果断采纳杨文战略规划的同时，又采纳了播州人冉璡、冉璞兄弟依山制骑、以点控面的筑城方略，先后用了八年时间，修建、扩建了20座城池，形成了“大获、大梁、运山、梁山、钓鱼，峙莫逾之势在前，古渝、凌云、神臂、天生、白帝，隆不拔之基于后，雪雉摩云，银甍矗日，军得守而战，民安业而耕，士有处而学”的山城防御格局。这一前一后、互相呼应的两组山城，犹如两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，阻挡着蒙古军的长驱深入。

牛头寨，县西十五里赤牛山下，赤牛城设焉。石刻宋淳祐二年上元落成。周三百六十步，敌楼百四十三座，四门各有题识。

这是光绪《梁山县志》关于赤牛城的记载，《方舆纪要》和《四川通志》亦有同类记载。根据这个记载，赤牛城的筑成时间是南宋理宗淳祐二年（1242）上元日（旧历正月十五日）。

人们不禁产生疑问：抗蒙山城体系的倡导者余玠，淳祐二年（1242）始担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，并接受杨文《保蜀三策》和冉璡、冉璞兄弟建议，开始下令构筑山城，梁平居然在淳祐二年（1242）上元日就筑成了赤牛城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是记载有误？

构筑赤牛城，工程浩大，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，不可能在短期内筑就。赤牛城能够筑成于淳祐二年（1242）上元日，一定是此前一段时间就已经开始筑城。

要破解这个谜底，不得不提到梁山筑城的建言者阳枋。

阳枋（1187—1267），字正父，合州巴川（今重庆铜梁东南）人。居字溪小龙潭之上，因号字溪。早年从朱熹门人庹正、㬊渊游，学者称大阳先生。理宗端平元年（1234）取得四川乡试第一。嘉熙二年(1238年)起，因蒙古攻蜀所扰，先后避地南川、清溪、夜郎、泸南等边远地区。淳祐四年（1244），以蜀难免入对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应余玠之请，分教广安。八年，为绍庆府学官。晚年接替老师㬊渊任涪陵北岩书院山长，士子信从者众，为涪州学派做出重要贡献。

淳祐二年（1242）余玠担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，但余玠入蜀却是淳祐元年（1241）旧历六月，当时的身份是四川宣谕使。南宋的宣谕使，相当于钦差大臣，是南宋抵御外辱大背景下的应对之举。每逢非常之际,一些博学多才的高层文官便作为天子使者，奔赴重兵屯驻之地随机应变，他们一手握笔，抚慰将士官民，一手挥剑,节制千军万马，体现了“以文制武”政策的加强，反映了中央政府加强集权的意志。

南宋抗元名将余玠

余玠出任四川宣谕使入蜀之初，阳枋就呈交了《上宣谕余樵隐书》，向余玠提出了十二条建议，其中第一条是“控扼形势”。阳枋主张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，并提醒余玠“蜀自三关失险，内郡皆坦夷之地，未易驻足”。防枋特别建议：“今之可以御敌而蔽东南者一渝城尔。盖渝城非特险固可守，而控两江之防，漕三川之粟，诚为便利。今宜以重兵镇渝，别选忠勇之将，一守合，一守泸，一守梁山，坚城完壁，为渝藩蔽”。

按照阳枋的建议，抗蒙山城防御体系的中心是重庆城，而合州、沪州、梁山，是拱卫重庆城的三大“藩蔽”，必须作为重点城堡营造。

显然，余玠采纳了阳枋的献策，梁山作为首批筑城之地，于是赤牛城得以在淳祐二年（1242）上元日落成。

梁山筑城，除赤牛城之外，至少还有金石城，即今天的金城寨。史载，南宋景炎二年（1277）“梁山军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城军民来降”。当时，各地筑城，都不筑孤立之城，而是要构筑一个母子城防御体系。以嘉定城为例，隔江对岸有三龟、九顶、乌尤三座山城，从北往南纵列岷江东岸，以九顶城为中心，成为嘉定城的东面屏障。

梁平之所以成为重庆城的东部第一屏障，这是由梁平的地势险峻、交通咽喉和军事重镇决定的。

范成大曾经对这样评价梁平地势之险要：“自峡、归、夔、万至于梁山，五郡间不知其几岭。梁山之蟠龙、峰门尤为高峻，然下岭即有平陆，吏卒皆相贺云。”而《舆地纪胜》引《续题名记》更形容梁山县“控扼岩险，抚摩夔子之衿喉”和“介夔梓之间，与万州为水陆表里要地”，充分说明梁山地理位置之重要。

梁平是川东通往西安南北大道的必经之地，唐朝天宝年间著名的荔枝道，就是其中的一段。梁平还是东西向的蜀道——小川北路的重要交通节点，南宋时从杭州来四川任职的官员，往往在万州舍舟上岸，沿着万梁古道，经过梁平，再西北行，到达成都。可见，梁平正好处于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驿道的交叉点上。

梁平于北宋初年就设立梁山军，这是其军事地位的最好说明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 记载 ：“梁山军，宋开宝三年以万州石氏屯田务置军，拨梁山县来隶。熙宁五年，又析忠州桂溪地益军。”开宝三年（970），宋太祖平蜀不过五年，梁山军成为宋朝在川东建立的第一个军，先后隶属梁山、桂溪二县。

梁平之所以作为重庆城东部最大的屏障而构筑赤牛、金石二城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，梁平、垫江、长寿一带，乃“两山夹一槽”的平旷之地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是极其重要的物资供应地。

赤牛城筑成之前，梁平遭受了蒙军制造的“嘉熙蜀难”。理宗端平三年（1236）八月，蒙军大举入蜀，全蜀“五十四州俱陷破，独夔州一路，及泸、果、合数州仅存。”嘉熙二年（1238），蒙军继续南下，“开、达、梁山、忠、万等州，远际瞿塘、夔府、巫山之界，所征无敌，所向无前，如人无人之境。得其地，乃提士卒凯歌而还。”这一年，梁山首次遭遇了战争的冲击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理宗淳佑二年（1242）赤牛城落成后，梁山军民两万余人及梁山军治、县衙、县学等全部迁居城上，以此作为抗击蒙军的堡垒，从此拉开了梁平长达三十五年山城抗蒙保卫战。

这种徙治山城的做法，是余玠抗击蒙军的重要策略之一，就是把平原地带的府州治所和戎司陆续迁到山城之上，以确保四川军政机构的正常运转。当时，除梁山军、梁山县等迁赤牛城外，还有利州和阆州迁大获城，蓬州迁运山城，隆庆府迁苦竹隘，成都和潼川府迁云顶城，合州迁钓鱼城，嘉定府迁凌云城，泸州迁神臂城，顺庆府迁青居城，巴州迁小宁城，广安军和渠州迁大良城，夔州迁白帝城，万州迁天生城等。

徙治山城的策略，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理宗宝祐六年（1258），蒙哥汗亲自统兵四万，号称十万，自六盘山（今宁夏境）分兵三路进攻四川。宋蒙双方直接在合州形成对峙，蒙军据此对川东川北宋军构成严重威胁。其中一部蒙军进攻梁山，因军民固守，赤牛、金石二城岿然不动，蒙军只得鸣金而归。

不久，蒙军在不断进行抄掠的同时，开始推行“以城逼城”的攻势筑城战略。南宋可以筑山城防御蒙古，蒙古也开始在要道之处筑城堵塞航道和要道，进可以作为进入基地，袭扰宋军，退可以有所依托。

从理宗景定三年（1262）到度宗咸淳三年（1267），蒙军先后修建了蟠龙山、虎啸山、武群山、方斗城、眉州城、简州城、母章德山等七座山城，不断挤压着南宋的山城生存空间，合州钓鱼城，更是这些城堡围攻的重中之重。

南宋军民抗元图

公元1271年，即元朝至元八年，南宋咸淳七年，忽必烈（1215—1294）鉴于本朝“舆图之广，历古所无”，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，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，于是发布《建国号诏》，取《周易》“大哉乾元”之义，以“大元”为国号。

正式建立元朝的忽必烈，在治国方略和攻宋策略上有了重大转变。一方面大量启用汉人儒士，另一方面大量重用降将，并改变了大规模的屠城现象，从而削弱了南宋军民对蒙古的仇视力度和抵抗意志。在进攻宋朝的策略上，改变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行大包抄和大迂回的做法，把主攻方向从长江上游改为长江中游的襄阳和樊城，然后从长江顺流而下攻击建康、临安。

从度宗咸淳九年（1273）襄阳战役结束到崖山海战南宋灭亡的六年，是宋蒙战争的最后阶段。度宗咸淳十年（1274）六月，忽必烈经过襄阳战役后的短暂休整后，开始对南宋发动最后的全面总攻。

四川地区，虽然已经不再是元朝灭宋的主攻方向，但战事依然激烈。德祐元年（1275年）六月，蒙军攻陷嘉定、三龟、九顶、紫云等城，随之“泸、叙、长宁、富顺、开、达、巴、渠诸郡，不一月皆下。”宋蒙之间久久僵持不下的钓鱼城之战，更是战况空前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恭帝德祐元年（1275年），赤牛城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守城之战。这场攻守之战，发起进攻的是投降元军的杨文安，坚守不降的则是袁世安。

杨文安，甘肃天水人，是宋将阆州总兵杨文渊的侄儿，早期“仕宋守叙州”。蒙军入川，杨文安随叔父杨文渊降，因进攻渠、开、达等州有功，授开达忠万梁山等处招讨使、夔东路征行元帅、明威将军、昭勇大将军、东川路征南招讨使，先后构筑礼义、蟠龙、方斗城等城，挤压宋军战略空间。

《元史·杨大渊传附杨文安传》记述了杨文安与袁世安大战赤牛城的详细过程：

（杨文安）进攻梁山，宋将袁世安坚守。文安焚其外城，梁山军恃忠胜军为固，力攻拔之，杀守将王智，擒部辖景福。围梁山四十日，世安随方备御，竟不降。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……万州固守不下，文安乃解围去。冬，进白帝城，夔帅张起岩坚守不出，文安以师老，乃还。

根据这个记载，纵使杨文安焚毁了赤牛城的外城，杀守将王智，擒部下景福，袁世安还是凭借赤牛城“随方备御”，死不投降，最终在包围梁山四十天后，杨文安被迫撤出梁山，转攻万州牛头城和奉节白帝城。这个记载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，当年袁世安率领固守赤牛城的军队叫“忠胜军”。这是北宋宣和年间（1119—1125），河北河东宣抚司为谋划攻取燕云十六州，以燕云之民置之内地而形成的义军，这支义军具有“勇悍可用”的特点。也许，袁世安正是依靠这支英雄的义军，创造了赤牛城久攻不下的奇迹。

然而，在周边城池纷纷陷落、大量将领降蒙的战争格局下，仅靠赤牛城的苦苦坚守，显然难以维持南宋王朝的江山。

德祐元年（1274）十二月，蒙军在攻占襄、樊之后，自汉水渡江，攻陷鄂州，然后大军东下，直指临安，沿江各州，望风而降，大批官员要么准备投降，要么开始逃跑。南宋景炎元年正月十八日（1276年2月4日），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南宋大势已去。

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袁世安作出了弃守的决定，于景炎二年（1277）十二月庚午（十六日）“以其城及金石城军民”归元，延续三十五年之久的赤牛城保卫战宣告结束。

《元史·杨大渊传附杨文安传》是这样记述袁世安归元过程的：

夏，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辉经画东川课程，宋梁山守将袁世安遣使约降。文安以白德辉，德辉大喜，即遣文安将兵，奉王旨往招之，世安遂降。

可见，袁世安归元的过程，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的，双方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量，达成了一致。

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奉行重用南宋降将的国策，归顺元朝的袁世安也同样受到重用，参与了征战云南、缅甸的军事行动，官至都元帅，即对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控制的地区长官。